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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IMF回亚洲

    1997年的IMF是令亚洲爱恨交织的救世主,2010年的亚洲是IMF的金主。 中心与边缘地带的分野模糊,施救者和受援者的地位转变。斯特劳斯-卡恩是管理IMF成立以来最大模式变迁的第一个总裁,但他多半等不到完成

“亚洲是IMF的第二个家!”7月11日, 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在韩国大田召开的“亚洲21”会议上宣布。

他为什么要说这个?

没人怀疑,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是十余年来最能干和最有人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他出身学者,现在还在多所大学有教职,第一次出任法国政府部长是在1990年代初,被公认为法国社会党领袖之一已经十多年。自2007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以来,我在多个场合见过他发言或者被提问,反应机敏,对答如流,官话套话不能完全避免,毕竟是多边机构负责人,但胜在有内容。他总是焦点。

斯特劳斯-卡恩的两名前任西班牙人拉托和德国人科勒,身逢承平年代,垂拱而治。他的同胞康德苏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主政。好多中国人第一次听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英文简称IMF,就是在那个时候。当时IMF是亚洲的救世主。药方极苦──提高利率以保卫本币、削减政府开支以减少赤字。不仅受援助的亚洲国家们抱怨,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如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认为药方根本就是错,他们认为当时只有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才能救亚洲。

十年之间,河东河西。现在是主权债危机袭击南欧。5月3日,欧洲各国宣布将向希腊提供1100亿欧元贷款,其中IMF承担300亿欧元。一周之后,为防止危机扩散,欧盟又宣布了历史上最庞大救助机制,以帮助可能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在7500亿欧元资金中,IMF将提供三分之一。正是因为有这个方案,斯特劳斯-卡恩7月12日回答本刊提问时说:欧洲危机高潮已过,即使再发生什么事情,也可控。

斯特劳斯-卡恩做欧洲的救火队长,非常合适。如果欧元区主权债危机蔓延不受控制,潘多拉盒子就将打开,欧洲一体化进程会受到多大程度的冲击,难以想像。俗话说每个法国政治家都是欧洲一体化的信徒,但斯特劳斯-卡恩是信徒中的信徒。2005年,法国就欧洲宪法举行全民公决。斯特劳斯-卡恩竭尽全力发动国人说“是”,他没成功。

援助欧洲,不仅符合斯特劳斯-卡恩的理念,也符合他的政治利益。他过去十余年间是法国左翼政党社会党的重要领袖。2007年法国大选前他在党内竞争中惜败,然后就放下党争力推反萨科齐联合阵线,再败。萨科齐上任后即支持斯特劳斯-卡恩出任IMF总裁,也许是因为政治家的胸怀,但也可能是借此将一位能干且有人望的反对党领袖流放到国际舞台。

但金融危机及斯特劳斯-卡恩本人在应对危机时的表现,反而为其增添了政治资本。今天的斯特劳斯-卡恩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有机会竞争法国总统。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他在民意测验中领先萨科齐4个百分点。在今年早些时候,他还公开承认自己可能提前卸任,以便准备2012年的法国大选。一位IMF资深职员说,这样推算,他有可能会在今年底之前就辞职。

斯特劳斯-卡恩在IMF留下了遗产,就是承诺花掉他现在还没有的钱。这不是他的错。过往IMF体系的稳定器是美欧。美欧稳定,就足以稳住大局,再通过IMF来应对边缘地带发生的危机。现在不同,中心地带起火,对于援助资金的需求规模上了一个数量级。IMF的现有资源是不够用的。

仅仅IMF向欧洲承诺的贷款,已经有对整个欧元区的2500亿欧元、对希腊的300亿欧元、对罗马尼亚114亿SDR、乌克兰105.375亿SDR、匈牙利110亿SDR、爱尔兰14亿SDR,总计约4000亿美元。而IMF自身在危机前的全部弹药──可贷资金──合计只有2500亿美元。作为全球金融体系实际上的最后贷款人,IMF资源匮乏一目了然。

2009年4月,G20伦敦首脑会议上,东道主首相布朗宣布各国将向IMF提供1万亿美元。用途很容易列出来:向IMF提供5000亿美元可贷资金,2500亿元的特别提款权(SDR),还有2500 亿美元的贸易融资。

纸上看,资金勉强算是够了。但谁出这笔钱?明确的出资承诺,只有日本早些时候承诺的1000亿美元,以及欧盟和中国分别在会上承诺1000亿和400亿美元。缺口很明显,谁用什么来填?

过去,中心国家通过IMF援救边缘地带的危机,现在,需要边缘地带的国家援救传统上的中心。这些国家,用IMF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增长强劲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主要在亚洲。拥有世界前七大外汇储备的国家都在亚洲,首先是中国、日本。

中心与边缘地带的分野变得模糊,施救者和受援者的地位转变。这是IMF成立以来面临的最大模式变迁。能否管理好这一变迁,关系到这个机构本身的生死存亡。

在韩国大田的“亚洲21”会议上,很容易感受到IMF重回亚洲的小心翼翼。东亚没有忘记1997年。许多人像仇恨本国权贵一样仇恨IMF。在新闻发布会上,韩国记者反复追问,当时IMF的政策是否过苛?是否给受援国带来了不必要的痛苦?

“我必须坦诚地回答这个问题。”斯特劳斯-卡恩说。他的回答是有政治智慧的:回头看有没有别的办法痛苦更少?肯定有。但他认为IMF1997年的药方是成功的,亚洲在当前危机中较少受创,正是因为有一个更稳健的金融体系──至于对这个金融体系IMF有什么功劳,他没细讲。

重述历史,只是管理IMF变迁中最小的挑战。与提供更多资源相伴而至,亚洲要求更大的话语权。中国的正式立场是发展中国家在IMF和世行所占份额升至50%以上,并要求在此次IMF份额调整中向新兴经济体增加7%的份额。最终欧美的意见略占上风,今年底G20首尔峰会之前,新兴经济体会增加“至少5%”的份额。中国的份额肯定会略增,这有意义但没有决定性意义。

同样有意义但没有决定性意义的举措,是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今年2月间被任命为IMF总裁特别顾问。去秋美国媒体曾称朱民有望担任IMF副总裁。这最终没有发生,IMF管理层已经有一位来自日本的副总裁加藤隆俊,他的继任是同样来自日本的筱原尚之。IMF管理层一正三副,除斯特劳斯-卡恩和筱原尚之外,还有来自美国的第一副总裁利普斯基和来自巴西的副总裁穆里洛-波图加尔,代表了欧、美、亚洲、拉美。中国要取代日本出任亚洲的代表并不容易,特别是在日本承诺向IMF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之后。朱民还得等待机会。

在大田,斯特劳斯-卡恩说希望下一任IMF总裁来自新兴经济体。这也是一个有意义但没有决定性意义的表态。按照大西洋两岸的默契,美国提名世界银行行长,欧洲提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IMF总裁是大国间谈判的重要棋子。斯特劳斯-卡恩的意见只能代表他自己。另外,毕竟,很可能,他今年底之前就要离开去准备他的总统竞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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