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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烁:时间并不匀速前进

记得两年前的秋天,我带着两个大问题去参加耶鲁世界学人项目。
第一,如果金融危机再次发生,会以什么方式到来?政府会以什么方式应对?终局会是什么场景?
第二,那时英国才刚公投脱欧,全球化遭受重挫但元气未丧。全球化是资金、货物、人和观念在全球的自由流动,是我们这代人得以成长的滋养根源。我想知道,在高歌猛进近30年后,全球化出了什么问题?接下来会怎样?如果全球化逆转,大到国家气运,小到安身立命,何去何从?
 
跟所有最重要问题一样,这些问题不会有答案,不是我找不到,而是答案不存在。最重要的事没有规则可言,从烈火熔炉中奔涌而出的一瞬间,在道、势、术的合力下,选择一个方向。
 
只不过,带着问题上路,对最终有哪些可能的方向有更好的能见度。我在耶鲁,距中国够远,距美国够近。观察和思考,这是个很好的位置。
 
我看到了什么呢?
 
第一,金融自由化选了个灾难配方。
 
金融危机简而言之就是债务太多还不上,引发整个金融体系动荡。过去几年,中国金融体系发生了极大变化,传统银行衰落,影子银行崛起,与之相伴随的是,金融体制改革几无突破,而金融工具大爆炸已经发生。影子银行继承了传统银行的所有负面遗产:刚性兑付,道德风险,却又有更大的信息不透明,更高的杠杆率。
 
金融自由化确实解放资金,增进效率,但如果不受财务纪律约束、没有法治支撑、缺少体制改革为先导,金融自由化却会是灾难之源。近来各种风险事件所揭示的各种期限错配,其实只是表征,最根本的错配是金融自由化已成洪流,而靠谱制度仍不存在:在法无禁止即可为口号下,激进金融创新+刚兑+监管俘获,这个配方指向灾难。
 
应对金融危机的条件,中国政府有很好的资源,财政能力仍然很强,货币政策空间全世界最宽,再加上政府相机取决的权力极大。我曾经问过前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如果你有中国政府这般财政货币资源,再加上全权行事,你能不能防止任何金融危机?盖特纳回答说,是的。
 
盖特纳的回答自有道理,但中国经济不是没有外部约束的。长话短说,未来如果只看一个先行指标,那就看外汇储备如何变化。尽管中国经济对外负债率很低,这仍然是最有用的一个先行指标,它的信号意义最强。
 
本来拿着一手好牌,可惜出牌的逻辑不对,太拧巴了。
 
第二, 全球化最坏的时候还在前面。
 
我刚到耶鲁时,虽然已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像是个笑话;我离开时,他还像是个笑话,但不认真对待已经不行;今天贸易战之中,川普这个人看起来还是个笑话,做的事情却是越来越严重。美国近几十年来还没有出现过这般没有总统相(unpresidented)的总统。
 
美国入侵伊拉克,2008年金融危机,川普上台并执政,十余年来这三件事使美国渐次丧失全球领导力。干掉萨达姆,使许多国家对美国的力量和意图生出极大忌惮;撤出伊拉克,则是始乱终弃留下无法收拾的烂摊子;金融危机不光使美国经济受损,力量下降,更重要的是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在经济上以美为师的时代结束了。美国丧失了发展道路上的智识领导力。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与中国打交道》里讲到,2009年,中国高官明明白白地对他说,“美国不再是我们的老师了。”
 
现在,川普挥舞单边主义、重商主义,不乏有人看好他的打法,然而,想想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就是不用大棒也不用胡萝卜他人自然景从的力量。全靠硬实力,且不说够不够,本身已是种失败。
 
美国不足法的时代,大家才真正开始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条未知的道路。全球化是货物、资金、人和观念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展望未来,一定要预测的话,其受抑程度依次是这样的:货物<资金<人<观念。首当其冲的是贸易受抑,而更深远的是观念的自由流动受抑。本来在全球化的菜单中每个国家就各自选择组合,未来会有更多观念冲突与各自筑墙。
 
对个人来说,大温和的年代正在过去,不确定性显著加强,此时反倒是可以更沉着。如果谁偏好风险中的机会,那板块碰撞,地壳撕裂,这些未来有的是。
 
时间并不匀速前进,有时稀释平淡,有时浓缩得化不开。看得见的未来,过一年等于从前过三年,先沉住气,把握住这条异常陡峭的学习曲线。
 
看法不值钱
 
文章系2018年第41期《财新周刊编辑絮语,2018年10月22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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