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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忠诚

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 没有得过诺贝尔奖。他是个难于归类的人。普通人只过一辈子,他至少过了三辈子。年少是行动者,搞政治,上战场,一再逃亡;青年到中年成为首曲一指的发展经济学家;中年后再度转型,变身政治学家。看上去是从传奇走向辉煌,然而细细读来,却是一连串的逆境和命运的偶然。
 
 
希特勒上台时,赫希曼在柏林,高中毕业,18岁犹太青年,激进左派。正值父亲病亡,葬礼后即自我放逐到法国,逃离纳粹,辗转求学。数年后作为首批外援参加西班牙内战,其间拿到博士学位。
 
二战爆发,赫希曼参加法军作战,未几战败,流落马赛。与美国记者弗莱、富二代美女玛丽·高德等人合作,他将两三千位困在德占欧洲的文化名人经西班牙营救到美国,随后自己也逃美。
 
这三个人中,数赫希曼自己最通俗务。高德带来了钱,弗莱带来了美国的通道,但造假证件,联络黑帮,忽悠维希政府官员,安排在妓院接头以掩人耳目,这些是赫希曼的工作。一切管用就行。
 
某日,他要高德去看守所忽悠警长放出几位文化人。“为什么派我去?”高德问问。“因为你长着一张全世界最天真无辜的脸,你扯什么别人都会信。”25岁的赫希曼告诉比他大6岁的高德。果然。
 
珍珠港事件爆发时,赫希曼身在伯克利,他学术训练本专长于经济情报分析,又会各种欧洲语言,特地前往华盛顿,想投入战略服务办公室(OSS,中情局前身)门下,被拒,只好回加州本地报名参军,第三次成为新兵赫希曼。
 
训练期满,长官发现了他的多重能力,层层上报,兜兜转转,反过来战略服务办公室看上了他。抱着极大的希望,赫希曼成为其一员,却发现人家只想让他做翻译。他被派到北非呆了近一年,然后随美军在意大利向北推进,战争结束时才到意奥边境。
 
1945年,赫希曼已30岁,自少年起便以纳粹为死敌,为此历经西班牙内战、德法、美德三场战争,却未有机会参加一次真刀真枪的战斗。唯一一次在聚光灯下,是被指定为战后第一个受审、定罪、处死的德国战犯、将军多斯特勒(下图)在庭上做翻译。
 
 
以替战犯发言,赫希曼为青年时代画上句号,人生际遇就是如此吊诡。
 
对普通人来说,这已足以填满一辈子;但对赫希曼来说,第二辈子即将开始。
 
告别游子、政青,终结与纳粹不死不休的战争,他转而走在前往发展经济学家的道路上。起能执剑,坐能论道,是知识分子的理想,王阳明能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眼中千年一人,跟他带兵平乱关系蛮大;赫希曼当过兵,救过人,进过妓院,搞过政治,这一切尘埃落定,才开始治学。他属于那个时代从欧洲逃难到美国的一代最优秀知识分子,他们是难以被某个专业定义的一群人。
 
接下来写赫希曼的第二辈子。它始于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学术生涯刚刚起步,但并不顺利,赫希曼第一本书讲贸易与国家体制的关联:自给自足型经济体倾向于对外扩张和对内极权。他想象未来应出现协调和管理贸易的全球机制。这书出版于战争期间,无人关注。
 
退役大兵赫希曼,30岁,尚无所成,只有经历。一团阴影已经笼罩着他,并将如影随形20余年。
 
二战结束,赫希曼到华盛顿找工作,以欧洲重建之急迫,而他精研法国、意大利经济的专才,本该是大展身手之时,却处处碰壁。此时他已有妻女,急需立业,而每当一份工作的大门似将开启,却总以关上告终。
 
因为他有份档案。
 
赫希曼档案建于1943年他申请加入美国战略服务局(OSS,中情局前身)被拒之时。OSS审查其背景,认为他少年时加入德国社会民主青年团,有共党嫌疑;而且辗转于德国、西班牙、法国,经历太过复杂。
 
1946年,赫希曼在华盛顿四处求职,又触发档案重启,翻出了更多历史沉埋,诸多错乱,彼此矛盾,其中一条甚至称他有支持纳粹嫌疑,实在不知从何说起,他是纳粹死敌,三上战场。赫希曼在法国营救数千人员的经历,也被打上疑点。因为所救人员中包括失散英军士兵,所以OSS怀疑他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
 
到底赫希曼是共党还是纳粹还是盟国情报人员?不可能都对,档案无意给出结论,赫希曼没有重要到非查清不可,有历史疑点就足以下结论:不宜录用。
 
你见不到自己的档案,也不知道里面写了什么,无从争辩,而它决定你的人生轨迹。
 
赫希曼不知道,他继续找工作,继续碰壁,直到有一天幸运降临,旧友在美联储研究部主持国际研究,打破规矩,直接给了他一份工作。然后,因缘际会,借调到财政部,终成为马歇尔计划智囊团的中坚。
 
于是数年。
 
他心怀欧洲,思念巴黎,想调到驻巴黎的美国机构,申请递上去了,却事与愿违。有人找他谈话,巴黎不可能让你去,现在这份工作你也干不长了,另找出路吧。
 
麦卡锡主义来了。
 
美国政府对200万雇员作忠诚审查,有200余人因为未通过审查而被解雇或被迫辞职,赫希曼是其中之一。
 
还赫希曼清白,要到1966年,赫希曼早已功成名就,总统科学委员会要请他做顾问,于是再做审查,联邦调查局把过往档案放在一边,从头查起,终于,阴影退散。
 
全部加起来,赫希曼档案有168页。多年以后,本书作者根据美国信息自由法调出,拿给赫希曼妻子莎拉。莎拉拍拍封皮,无意打开。
 
此生多少事,都付烟尘里。
 
回到1951年,36岁的赫希曼人到中年,失去工作,被迫离开美国,没能如愿跨越大西洋回到欧洲,而是一路向南,来到哥伦比亚,加入世界银行当地办公室——在世行工作的朋友给了他一份工作。
 
不太成功的贸易经济学家生涯告一段落,辉煌的发展经济学家生涯还没有眉目。
 
赫希曼一家来到哥伦比亚。这里是当时诞生未久的世行最大的发展项目,得到哥伦比亚政府全力支持,也是当时主流发展理论的首要试验场。
 
逻辑是这样的:国家穷有一系列原因,医疗健康水平低,教育差,资本缺乏,等等,锁死在低水平的均衡中。因此,要靠外来援助,从财务资本到智力扶持,系统改造,多战线同步,推进一揽子方案,把穷国拔离低水平均衡,带到高水平均衡之中。
 
赫希曼对这一套并不信服。与纳粹和斯大利主义周旋了上半辈子,他对计划两个字敬而远之。在哥伦比亚,他的主要兴趣是到处走,见人,观察企业和企业家。他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他是欧洲经济专家,不是发展专家,凭什么加上了世行的徽章,他就能比当地人更懂得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凭什么由多半不靠谱的统计数据和万里外华盛顿办公室里的理论嫁接而来的计划,就能管用?
 
事实上当然是不管用。
 
两年间,世行专家们的观点分歧,再加哥伦比亚政局剧变,庞大的改造计划渐行渐远,终于束之高阁。
 
1954年,作为实践者代表,赫希曼被请去麻省理工学院参加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会议。永远都在想着下一步哪里落脚,赫希曼寄望颇高,精心准备论文,希冀重入学界。然而,他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对着一屋子搞发展计划的学界大人物说:
 
先别想大计划!先想想做实验!
 
无人喝彩。
 
回到哥伦比亚,希望中的大学邀请踪影也无,而世行合约到期。
 
赫希曼下海了。为世行提供咨询,为当地企业提供咨询,不用管其他劳什子,自己为自己干。生意很好。一干就是两年。他们全家都喜欢哥伦比亚,欧洲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重回学界的机会越来越渺茫。
 
这辈子也许就这样了吧?
 
1956年,赫希曼41岁。转折即将来临。
 
 
从耶鲁来了一封信。
 
写信人是耶鲁大学经济系主任雷诺兹(Loyld Reynolds)。耶鲁大学经济系在20世纪早期是经济学重镇,然后渐渐式微,到雷诺兹手上重回巅峰。他学术水平很高,更难得有识人之能。这封信振救了仍想成为学者的准商人赫希曼。他邀请赫希曼到耶鲁访学。
 
多次未遂之后,这次怎样打进学界?惟一的办法就是再写本书。在耶鲁第二年,赫希曼出版《经济发展战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苦尽甘来,终于打响,面世即引发学界和决策界震动。
 
天时地利人和,赫希曼命运就此改变。
 
拉美成为显学。
 
政治变幻,卡斯特罗在古巴执政,左派和共产主义在拉美到处兴起。如何通过经济发展使拉美摆脱政治激进化这件事,从仅仅学界关注变成了政策焦点。此前的主流均衡发展理论行之有年,收效不彰。大家都需要新思路,这时赫希曼给了新思路:失衡发展理论。
 
它用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均衡。失衡不再被认为是需要避免的危险,发展也不再是用一揽子手段使经济从一个均衡走向另一个均衡。相反,失衡为发展所必需,而发展反过来会造就新的失衡。如果发展需要一个总体策略的话,那就是保持住经济体内部的张力、失配和不平衡,它们为迅速增长提供动力来源。失衡才有额外的利润机会,企业家自会发现和利用机会,不劳他人费心。
 
43岁,赫希曼终于成名。
 
谁能想得到,数年前的一次自我流放,塞翁失马,终于使学界为他打开大门。观察拉美发展逻辑和当地企业家的种种努力,赫希曼说,失败可能是迂回的成功。这句话适用于他自己。
 
哥伦比亚大学聘他为教授。他在这里与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成为同事,其实谢林也是赫希曼学术生涯的另一个贵人。此前在耶鲁任教时,正是他向雷诺德举荐了赫希曼。数年之后,两人还一起被请进哈佛大学。谢林与赫希曼惺惺相惜,都不走寻常路。谢林精研博弈论,以此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对美国冷战策略及实务大有建树,而治学主要在兰德公司,也没用多少数学。
 
失衡发展理论之外,赫希曼还是彻底的改良派。不过,他所谓改良不完全与革命相对,包容比通常意义的改良更激烈的冲击。在他那里,别人眼中的动乱也可以是种改良。1963年,他在智利见到了刚在政坛兴起的阿连德,对其政纲颇具好感。好友、时任美国驻巴西大使给他去信,“也许十年之后你会后悔。”
 
十年之间,阿连德执政,激进国有化,大规模土改,然后在皮诺切特政变中被杀。
 
到今天再过几十年,理论来来去去,拉美的经济发展挑战依旧,政治左右剧烈摇摆的潮汐不变。以笔下学问去济坚硬时世,谁能无悔?
 
声名日隆,赫希曼花一整年时间全球考察发展项目,拉美之外,遍历非洲、印度。千头万絮,千变万化,哪能得出什么普遍结论?赫希曼总结出两个观察视角:
 
援助项目与当地制度的关系是发展带来的永恒争论。一派认为援助无须也无法去改变当地制度,那无非使问题政治化,带来更大风险;一派认为如果当地制度不发生有利于发展的变化,则援助项目多半一场空,不仅浪费资源,往往加剧现有制度的扭曲,因为援助带来的利益必然流向现有精英。这一争论到今天仍然未解。
 
赫希曼的观察视角与此微妙不同:项目本身会创造新制度。比如说,印度总理尼赫鲁亲自抓的一个巨型水利工程完全失败:耗时耗资远超预算,效果远低于预期。赫希曼却认为不尽然,失败只是从项目最初的出发点而言,但巨型项目的启动、完成、运行,改变了当地经济生态,冒出无数机会,生意人见机而作,当地社会和经济网络相应重新组织。
 
扩展开去,他认为大型项目自带两类相反的制度属性。一类能激发社会和经济创设新制度,一类接受、强化既有制度。前者制造“新特征”(trait maker),后者只是接受已有特性(trait taker)。在非洲和印度,前者的例子是大型水利工程,后者的典型是公路。大型水利工程几乎没有灵活性,一旦设计施工完成就无法更改,只能是现实作调整向其靠拢;后者则太过灵活,哪里需要修路就修到哪里。前者是社会将就项目,后者是项目将就社会。
 
对还是不对?
 
只能说,赫希曼视野更宽更往下直到底层,看到了巨型项目给对经济与社会带来巨大外部性,于是摆脱项目与制度鸡生蛋蛋生鸡的死胡同问题,并导出第二个观察:这些巨大外部性是项目制定者不可能想得到的。原因不仅在于与巨型项目相伴的低能见度外,更重要的是操办这些项目的人有既得利益,为把项目搞下去会激发出事前无法预见的能量。
 
主其事者总是想于接下大项目,接下来后总是只报告好消息,坏消息先压住,然后接着想各种办法做下去,哪怕超期超预算,如果完成了,整个社会算总账,大多还是划算。
 
赫希曼称这种行为为藏着的手(hiding hand)。与亚当斯密所说市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不同,看不见的手有时诈你,藏着的手几乎总是诈你,但两者都可以有好结果。
 
作为新闻工作者,在此我必须举手反对。我们对藏着的手并不陌生。超期超预算变成钓鱼,钓鱼变成烂尾,烂尾变成灾难,见得还少吗?数年前,财新同事曾有调查报道,标题就叫作《怎样搞砸海外项目》,细细讲述某国企在欧洲大型项目上折戟的故事:他们把可能搞砸的都搞砸了。这不是中国特色,藏着的手处处都在。
 
对藏着的手,赫希曼报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他看到计划之外、意料之外、预期之外无处不在,而其中时有惊喜,于是放飞乐观,走得太远。不过,他给项目制定者的建议还是对的:未来充满变数,所以进展与计划相违不必是坏事,计划制定时就要保持对变化的开放态度,然后时刻监控,对意外始终敏感,扶持那些正的意外,翦除那些坏的意外。
 
所谓发展,就是启动项目,振动社会,激发意外,管理意外。
 
洞察人性,周游世界,自下而上,赫希曼早已不再天真,却仍然乐观。毕竟,他是个发展经济学家。
 
很快,他会戴上一顶新帽子。
 
 
时值中年的尾巴,从一个极小的切口穿越,赫希曼漫游到政治学的领地。这次他讲忠诚。
 
讲忠诚,要从衰败讲起。成功的时候,时来天地皆同力,狗屁都是经验,谈忠诚无意义,因为没有考验就没有忠诚。只有当衰败来临,运去英雄不自由,经验都变成狗屁,这时才有忠诚可言。
 
谈到衰败,任何公司、机构、组织都不可能幸免于衰败,区别在于大多数从衰败走向衰亡,只有极少数能从衰败走出来。再谈面对组织衰败的个人,这时你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用脚投票,退出。第二种是用手投票,也就是举手,发声,某某某某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要力挽狂澜,重回正轨。
 
看起来只是两个选项,但在《退出、发声与忠诚》(Exit, Voice, and Loyalty)中,赫希曼展开两者之间无数种可能组合,提供了一个打通经济学与政治学壁垒的分析框架,并使之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社科著作之一。
 
一本小书,两个概念,何以就能打通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藩篱?
 
退出这件事,好比轻轻地我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它不针对某个人,不造成正面冲突,市场无形之手通常就是这样在起作用,退出是典型的经济选择;发声与此正好相反,一个人选择发声,就放弃了迂回,不再通过市场的匿名"投票"间接行动,而是直接表达看法和诉求,从微弱的表达到暴烈的抗议都有可能。发声是典型的政治行动。
 
退出与发声,经济选择与政治行动,就这样融为一炉。两者之间有无穷多种组合。替代选择的多寡,转换成本的高低,影响你在退出与发声之间的组合可能。大体上有这些:
 
第一种情况是个极端:退出极为方便,完全没有成本,根本不存在限制。你在集市买个大米,觉得质量不好,换家店再买就是。你会追着店家要求他必须种出好大米吗?有病。你只会选择退出,不会选择发声。
 
第二种情况,能自由发声,则减少退出的机率。人们常常先发声,看看能否引发改变,实在不行才最后选择退出。发声的成本、被听见并引发改变的概率大小、退出的方便与否,都会影响发声决定。能发言,说话有人听,有回应,你就有理由选择不退出。比如说,客服本来是成本中心,为什么对企业却如此重要?甚至有创业企业如Zappos可以说是围绕客服来设计商业策略,给一线客服极大授权,务必要让顾客满意,原因就在这里。
 
第三种情况,发声无用,则只能退出。你喜欢某个牌子,质量下降,你很痛心,一而再再而三反映,石沉大海,你怎么做?还是换一家吧。
 
第四种情况,允许退出,则会减少发声。有选择就不必在同一个地方死抗。道理很显然。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的,从组织的角度来说则另有妙用。孙子兵法《军争篇》讲用兵之法,围师必阙,把敌军包围了,必须留下一个缺口,让对方有条逃命的路。这可不是慈悲心肠,有地方逃,他才不会跟你拼命。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军争篇把重要的事情连说了三遍,同一道理。企业也用得着这逻辑。比如说,铁路是垄断的。公路运输和航空一个是完全竞争一个是有限竞争,是不是一定能刺激铁路打破垄断?不见得。公路和航空的存在,为那些最不满铁路垄断转换成本最低的客户提供了退出通道。把他们放走,剩下来的要么是能忍的要么是走不起的,垄断可以变得更加坚实。
 
第五种情况又是个极端,不允许退出,则只能选择发声。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家庭、国家、民族,这些你无法选择、永远将你包围的东西,退出成本极为高昂,如果不是完全无法退出的话。无法退出,要扭转其衰败,你便只能发声。孤臣孽子,九歌离骚,以语言,用行动,表达抗议,激活自我拯救机制。这是个人剩下的惟一选择。
 
第六种情况则是极端中的极端,不许发声也不许退出。没有平衡器,矛盾全部内置,完全压住,没有释放通道,系统处于坚不可摧和土崩瓦解两种状态的叠加态。
 
变化万千,不止这六种情况。不过先打住,转头来讲个人。对于扭转组织衰败,个人,无论是市场中的消费者还是政治选举中的选民,太过敏感或者太过迟钝都不好。太敏感,则一旦组织表现下降就立即受到重创,无论大小事件都引发强烈反应,波动过于剧烈;太迟钝,则组织收不到及时准确的反馈信号,不能扭转表现下坠。发声也好,退出也好,要产生理想效果,需要人们既敏感又不是过于敏感。
 
终于可以回来讲忠诚(loyalty)。
 
忠诚就是人们在组织衰败时的一种特殊反应:他们可以退出但不马上退出,而是先发声。退出对他们是现成的,而发声一是可能付出成本,二是需要提出重振组织的有效办法,也就是创新。创新哪有那么容易?因为忠诚,这些人抑制自己的退出倾向,转而激活发声。
 
在任何一个群体、机制、组织中,最敏感的、最有退出机会的,最有发声能力的,这三者往往是同一批人。忠诚,就是指这些成员,本可以第一时间选择退出,却选择了发声,希望能带来改变。赫希曼将它比作贸易壁垒,又比作复杂的离婚程序,总之,它迟滞退出,给衰败中的组织以恢复之机。
 
忠诚以它独有的方式塑造退出与发声的逻辑。
 
第一,忠诚不是信仰。忠诚保有理性,信仰则不。忠诚是相信组织哪怕犯了错误,最终总会回到正确道路上来。信仰则什么都不需要。
 
第二,忠诚又往往显得非理性,因为忠诚往往是在个人面对效用差别不大的两种选择中,放弃退出,选择发声,深层原因是他认为组织要恢复需要他尽一份力,自己的选择并非无足轻重。
 
第三,爱国主义必然是普遍的。国家之间差别很大,个人几乎没有退出的可能,不爱国没选择。
 
第四,底层比顶层更需要忠诚。顶层没有退出的选择,底层则存在向上的流动性。举个例子,如果因质量下降而退出,那么这些对质量最为敏感的人,往往是消费者剩余最大的那些人。在高质量服务的质量下降时,这些人无处可退,因为更不愿向下走,只好选择发声;相反,如果低质量服务的质量下降时,这些人则往上走,留下不敏感且剩余较小的人群,结果就是劣质服务会越来越劣质,而优质服务因为内部发声,对质量下降还有制衡。知道这个,你会明白为什么美国的黑人社区对学习好的黑人小朋友并不友好。
 
第五,忠诚还有另一面。个人为了重振组织,往往不是直接退出,而是以退出相威胁以求改变。只有怀抱忠诚才会这么做。而如果他们终于失望选择退出,则不会沉默安静,而会事先张扬,给组织带来更大杀伤力。比如说,前两年有锤子手机的忠粉终于失望退出,就一定要大张旗鼓,反戈一击。
 
个人的退出、发声与忠诚,这些与组织行为之间的动力学,赫希曼做了杂技般精巧的梳理。最后,他说,没有确定解。个人选择与组织行为之间的一切都是动态的、交互影响的、因人和组织而异的。他这本书展现了各种可能组合,在忠诚与背叛之间,每个人与组织自己找位置,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是,一个组织想要基业长青,那么在退出与发声之间,不能过度依赖其中一种纠错机制过长时间,要有意识把另一种纠错机制发掘出来。对个人来说,要知道有些事情我们无法真正彻底地退出:越是属于社会公共品的东西,我们就越无法从中退出。
 
对于赫希曼本人来说,忠诚更有着特殊内涵。
 
他少小流亡,终身飘泊,保有初心而不执着于来路,也没有必达的终点,终身找寻一条中间略偏左的道路:在革命与改良之间,在发展与贫富鸿沟之间,结果自然是失败。但失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失败是人生恒常。他的人生没有到达,始终在途。他有属于自己的忠诚。
 
忠诚价值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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