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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是迂回的成功

 
 
从耶鲁来了一封信。
 
写信人是耶鲁大学经济系主任雷诺兹(Loyld Reynolds)。耶鲁大学经济系在20世纪早期是经济学重镇,然后渐渐式微,到雷诺兹手上重回巅峰。他学术水平很高,更难得有识人之能。198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这里呆了两年,即受其延请。雷诺兹一家与中国深深结缘,后人往来中国,专注投资中国艺术品,藏有大量精品。
 
雷诺德这封信振救了仍想成为学者的准商人赫希曼。他邀请赫希曼到耶鲁访学。
 
多次未遂之后,这次怎样打进学界?惟一的办法就是再写本书。在耶鲁第二年,赫希曼出版《经济发展战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苦尽甘来,终于打响,面世即引发学界和决策界震动。
 
天时地利人和,赫希曼命运就此改变。
 
拉美成为显学。
 
政治变幻,卡斯特罗在古巴执政,左派和共产主义在拉美到处兴起。如何通过经济发展使拉美摆脱政治激进化这件事,从仅仅学界关注变成了政策焦点。此前的主流均衡发展理论行之有年,收效不彰。大家都需要新思路,这时赫希曼给了新思路:失衡发展理论。
 
它用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均衡。失衡不再被认为是需要避免的危险,发展也不再是用一揽子手段使经济从一个均衡走向另一个均衡。相反,失衡为发展所必需,而发展反过来会造就新的失衡。如果发展需要一个总体策略的话,那就是保持住经济体内部的张力、失配和不平衡,它们为迅速增长提供动力来源。失衡才有额外的利润机会,企业家自会发现和利用机会,不劳他人费心。
 
43岁,赫希曼终于成名。
 
谁能想得到,数年前的一次自我流放,塞翁失马,终于使学界为他打开大门。观察拉美发展逻辑和当地企业家的种种努力,赫希曼说,失败可能是迂回的成功。这句话适用于他自己。
 
哥伦比亚大学聘他为教授。他在这里与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成为同事,其实谢林也是赫希曼学术生涯的另一个贵人。此前在耶鲁任教时,正是他向雷诺德举荐了赫希曼。数年之后,两人还一起被请进哈佛大学。谢林与赫希曼惺惺相惜,都不走寻常路。谢林精研博弈论,以此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对美国冷战策略及实务大有建树,而治学主要在兰德公司,也没用多少数学。
 
失衡发展理论之外,赫希曼还是彻底的改良派。不过,他所谓改良不完全与革命相对,包容比通常意义的改良更激烈的冲击。在他那里,别人眼中的动乱也可以是种改良。1963年,他在智利见到了刚在政坛兴起的阿连德,对其政纲颇具好感。好友、时任美国驻巴西大使给他去信,“也许十年之后你会后悔。”
 
十年之间,阿连德执政,激进国有化,大规模土改,然后在皮诺切特政变中被杀。
 
到今天再过几十年,理论来来去去,拉美的经济发展挑战依旧,政治左右剧烈摇摆的潮汐不变。以笔下学问去济坚硬时世,谁能无悔?
 
声名日隆,赫希曼花一整年时间全球考察发展项目,拉美之外,遍历非洲、印度。千头万絮,千变万化,哪能得出什么普遍结论?赫希曼总结出两个观察视角:
 
援助项目与当地制度的关系是发展带来的永恒争论。一派认为援助无须也无法去改变当地制度,那无非使问题政治化,带来更大风险;一派认为如果当地制度不发生有利于发展的变化,则援助项目多半一场空,不仅浪费资源,往往加剧现有制度的扭曲,因为援助带来的利益必然流向现有精英。这一争论到今天仍然未解。
 
赫希曼的观察视角与此微妙不同:项目本身会创造新制度。比如说,印度总理尼赫鲁亲自抓的一个巨型水利工程完全失败:耗时耗资远超预算,效果远低于预期。赫希曼却认为不尽然,失败只是从项目最初的出发点而言,但巨型项目的启动、完成、运行,改变了当地经济生态,冒出无数机会,生意人见机而作,当地社会和经济网络相应重新组织。
 
如果赫希曼有机会看中国的高铁跃进,恐怕有同样的思绪。
 
扩展开去,他认为大型项目自带两类相反的制度属性。一类能激发社会和经济创设新制度,一类接受、强化既有制度。前者制造“新特征”(trait maker),后者只是接受已有特性(trait taker)。在非洲和印度,前者的例子是大型水利工程,后者的典型是公路。大型水利工程几乎没有灵活性,一旦设计施工完成就无法更改,只能是现实作调整向其靠拢;后者则太过灵活,哪里需要修路就修到哪里。前者是社会将就项目,后者是项目将就社会。
 
对还是不对?
 
只能说,赫希曼视野更宽更往下直到底层,看到了巨型项目给对经济与社会带来巨大外部性,于是摆脱项目与制度鸡生蛋蛋生鸡的死胡同问题,并导出第二个观察:这些巨大外部性是项目制定者不可能想得到的。原因不仅在于与巨型项目相伴的低能见度外,更重要的是操办这些项目的人有既得利益,为把项目搞下去会激发出事前无法预见的能量。
 
主其事者总是想于接下大项目,接下来后总是只报告好消息,坏消息先压住,然后接着想各种办法做下去,哪怕超期超预算,如果完成了,整个社会算总账,大多还是划算。
 
赫希曼称这种行为为藏着的手(hiding hand)。与亚当斯密所说市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不同,看不见的手有时诈你,藏着的手几乎总是诈你,但两者都可以有好结果。
 
作为新闻工作者,在此我必须举手反对。我们对藏着的手并不陌生。超期超预算变成钓鱼,钓鱼变成烂尾,烂尾变成灾难,见得还少吗?数年前,财新同事曾有调查报道,标题就叫作《怎样搞砸海外项目》,细细讲述某国企在欧洲大型项目上折戟的故事:他们把可能搞砸的都搞砸了。这不是中国特色,藏着的手处处都在。
 
对藏着的手,赫希曼报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他看到计划之外、意料之外、预期之外无处不在,而其中时有惊喜,于是放飞乐观,走得太远。不过,他给项目制定者的建议还是对的:未来充满变数,所以进展与计划相违不必是坏事,计划制定时就要保持对变化的开放态度,然后时刻监控,对意外始终敏感,扶持那些正的意外,翦除那些坏的意外。
 
所谓发展,就是启动项目,振动社会,激发意外,管理意外。
 
洞察人性,周游世界,自下而上,赫希曼早已不再天真,却仍然乐观。毕竟,他是个发展经济学家。
 
很快,他会戴上一顶新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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