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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两难选择 作决定永远是一个人的事

行动由搜捕变成消灭。

目标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民房里,伪装成甲虫的微型无人机潜进房间,发现恐怖分子头目都在,正装设自杀炸弹背心,人弹准备拍自杀视频。

不能派部队进去,因为此地被激进武装控制,但还有别的办法。天上承担监控任务的“猎食者”装有两枚地狱火导弹。

问题是:发射还是不发射?

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正在房子外卖烧饼。

先告诉你结果:小女姟死了。

《天眼》(Eye in the Sky),又一个十二怒汉式电影,但这次放在了无人机反恐的新叙事中。

与十二怒汉不同,片中角色分处多个密室。伦敦密室里有英国的将军、部长、司法总长、议员;联合指挥部地下密室里有指挥整个行动的英军女上校、指挥部法律顾问、平民附带损失精算师;拉斯维加斯美军无人机基地密室里有两位操作员;另外,英国外交大臣在新加坡酒店,美国国务卿在北京的体育馆里与中国人打乓乒球,现场特工在屋外操控甲壳虫微型无人机。通过加密的军情通讯网络,他们有如同处一室。

如果你以为在这场算计中,小女孩的生命被完全忽略不计,那就错了,在这部英国人拍的片子里,只有美国国务卿及其法律顾问才这么简单清楚没有内心挣扎。其余的人都很复杂。

除了最后按下发射键,他们确实尽力想挽救小女姟的生命:现场特工想买下全部烧饼以便让小女孩收工回家,因此暴露了身份;无人机操作员按发射键之前最后一秒,拒不执行指令,要求重算附带损失概率(CDE)。

为什么要重算附带损失概率?因为高过65%就被认为不可接受,必须挽救小女孩,低于45%,才被认为是“可接受的”风险水平。

密室之中出现了各种动机:免责、道义、效用、良心。有人只想打;有人想完成任务,也想救小女孩;有人只想免责。有人关注政治后果,有人重视打击效率。有官僚主义,皮球层层往上踢,还踢过了大西洋和太平洋;也有英雄主义,现场特工智勇兼备,无人机操作员近乎良心抗命。

而且,并不是每个人择一而从,每个人在上面的菜单中来回切换,时常互易位置。这很贴近真正的现实。

说到底,这是个不可能正确的决定:

发射导弹则无辜小女孩成为附带伤亡,其概率是65%;不发射导弹则两个携带自杀炸弹的恐怖分子可能造成80人的伤亡,概率不明;孰轻孰重?

或者换个问法:

80个索马里人死于恐怖袭击与1个小女孩死于英美空袭,两个完全不同的宣传效果,哪个更有利于反恐“大局”?

只要人足够多,这些两难迟早会被发现,指出,然而权衡轻重得出共识是不可能的。

所以,

密室讨论陷入僵局。但时间不等人,恐怖分子就要出发去作恶了,怎么办?

所以,

当人们在同样重要但彼此不兼容的多个坏决定中必须作出选择时,因其困难,因其必须,他们很渴望被说服。说服立场针锋相对的对方,你其实只需要做到三点:

第一,洞察对方事实上很渴望被说服的内心;

第二,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方很容易改变立场,如果你施压强迫对方改变立场,他往往会变得更加坚持;

第三,这时,你要给对方一个改变立场的理由,哪怕是明显不怎么靠得住的理由;如果对方在两难选择中已近绝望,他会抓住这根稻草。这就是博弈论大家托马斯·谢林常说的focal point(聚焦点),当你为僵局中的人们献上focal point时,他们会迅速站到你想让他们站的那个队上来。从僵局到共识,瞬间完成。

电影中,行动指挥官、女上校命令精算师操纵数据,将小女孩伤亡概率从“不可接受的”65%下调到“可接受的”45%,降到决定的阈值以下,提供了聚焦点。部长假装相信它,无人机操作员没有理由质疑它,其他人精疲力竭,既不想承担放跑恐怖分子的后果,也有一个对外免责对自己良心撒谎的借口。

导弹射出了,恐怖分子死了,小女孩死了。

小女孩该死吗?绝不。决定错误吗?仍然不知道。惟一确知的,是命运的齿轮已作不可回逆的转动。

女指挥官事后的内心挣扎持续了几分钟。但在这次行动中,她是惟一目标清楚,从未动摇,坚持到底,并在最后时刻拿出解决方案的那个人,不惜作弊。

现实是由不讲理的那些人改变的,因为讲理的人还在忙着适应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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