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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经济,一个价值千金的悬念

经济中最大的悬念,就是财经政策的巨幅摇摆为何发生?何时结束?能否结束?

这是一个价值千金的问题,a multi-billion dollar question。对它的回答,却要从这张图开始。

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中国人习惯了8%以上的高速增长,以为这才是常态;所以当近年开始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一般都以为这是经济增速下降,相对于8%的旧常态而言,要承受一定程度的增速下降。

许多人这样理解新常态:中国经济增长稳步放缓到7%,然后每年逐步放缓比如0.5个百分点,然后在5%左右的水平上长期增长。因为习惯了8%以上的高增长,接受这个程度的“新常态”,已经是人们在世界观上的重大调整。

但这仍然是太乐观。

让我们来看看别人家的新常态是什么。

两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其中一位是前财长拉里·萨默斯,另一位是发展经济学家普里切特,2013年发表了后来被大量引用的论文,研究全世界各种经济体在经历高增长(他们将高增长定义为4%以上)后,会发生什么。这些经济体涵盖了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所在的国家有民主国家,也有威权国家。总之,什么都有。

他们发现:在二战以后发生过的70次经济高增长中,只有4次随后出现增长加速,其余都是显著下跌;而所有超高速增长(他们定义为6%以上)后,都出现超过5个百分点的断崖式下跌,然后再慢慢恢复,保持在2%到3%的长期增长水平上。

他们发现:经济增速放缓的过程,通常会经历突发且大幅震荡的时点,而非平缓下滑。但分析师也好,决策者也好,通常只是根据过往趋势来推测未来情况,很少能预测到急剧调整。

为什么经济高增长后增速突然下滑是常态?法国总统经济顾问、经济学家让·皮萨尼 - 费里认为是两个原因:

第一,增长了几十年,对增长会持续的信念固化,由于预期在投资、信贷和消费中都至关重要,所以增长保持惯性,直至剧烈放缓让所有人不得不接受现实。而一旦接受现实,姗姗来迟增速调整反而会继之以突然下坠,导火索通常是全球性冲击或金融危机等外部事件。

第二,政府阻止增速下滑的努力很可能会使问题恶化。不断增加投资可以暂时缓解,但过度投资的效果一是会递减,二是存在限度:你是可以搞基建,但最终基建得有效益才能为增长继续做贡献。

作这个简单的横向比较可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不是“新”在承认中国经济增速要下来,而是“新”在试图打破这70个过往案例的常态:一方面要拒绝剧烈的下滑,另一方面最终进入长期增长状态的时候仍然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目标是比其他国家的常态要高出两个百分点,并以此目标来倒推政策设计。

这中间的增长缺口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上面说的经济增长急速下滑的两个原因,在今天的中国都存在:一是人们认为增长不会衰减,二是政府过度用力维持增长。

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出现其他经济体一再出现过的急速下滑,终有一天会带来两大考验:一是金融体系在债务压力面前如何保持稳定,二是贫富差距已经很大后,经济不振会带来社会稳定压力。

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挑战是债务杠杆率持续攀高,现在又多了一个资产泡沫挑战。所谓M1增长快于M2,货币不进实体经济,不是实体经济的错,也不是银行的错。马儿就能跑这么快,它已经吃饱了,强喂它草料还有什么用呢?

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近来也有类似分析。巴罗预测,中国人均GDP从2015年到2030年的增长率是3.5%,这比官方的预测值要低两到三个百分点。巴罗认为最大的挑战倒不是这个,而是将经济增长的理想与经济增长的现实一致起来。他认为,中国如能保持3.5%的人均GDP增长,就已经很好,足以在未来20年内将中国送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何不把过分乐观的增长目标降到现实水平上来呢?这将经济政策保持在可长期持续的轨道上,并化解崩断的风险。

除了降预期,并管理好减杠杆和泡沫风险之外,政府还需要做什么?我觉得就不多了。政府无须领导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能够顺应就很好了。我们谈除旧立新,但新兴产业只需要政府设定透明的游戏规则,并不需要倾斜支持。

回到刚开始的问题,今天经济政策上的巨大摇摆是为什么?我在“分答”上斥巨资问巴曙松,他的回答是:因为经济增速一下来,就有人主张刺激需求,从需求侧想办法,于是要放水;而需求打强心针一稳住,主张结构改革的声音就变强,也就是供给侧改革,也就是不放水。所以一会儿需求侧,一会儿供给侧,来回摆动。我同意他的看法,而这一切的起源,就是对经济增长速度抱有不切实际的预期。

何时放下,摇摆何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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