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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工作者完全指南

罗曼·罗兰说,真正的英雄主义只有一种,就是知道生活的真相,仍然热爱它。我说,中国新闻工作者真正的英雄主义只有一种,就是知道在中国做新闻的真相,仍然热爱它。

1998年参与创办《财经》杂志,2009年参与创办财新传媒,关于在中国做新闻这件事,我的所有心得在这里。

从八个字开始

我学了七年哲学。本科在人大哲学系学,学习各种哲学史。研究生在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学分析哲学。分析哲学起源于20世纪初的维也纳小组,我对上溯至从休谟到康德的认识论传统同样有兴趣。

最后我没做成哲学家,而是从事新闻工作。哲学太难了。冯友兰自我期许“致广大而尽精微”,致广大非我所知,尽精微我略知一二,析妙理于毫芒,难。

从哲学逃跑到新闻,但哲学训练能给普通人带来的好处,我得到了七八成:毕竟今天我有一个还算健康的思维方式,已属不易。至少到我这一代人,从小到大受的都是什么教育?!

从休谟以来的认识论传统反复问:什么是真(Truth)?逼问到极限,会发现只能怀疑一切。没有什么是可以不经反思的。没有一个判断/命题注定是真的——完全没有信息含量的废话除外。

当然到此没有结束。如果只有怀疑一切这一半,只是个自洽但不可救药的怀疑论者,对世界没有用处。

另外一半是尊重传统。

莱布尼茨、好莱坞电影和大爆炸物理学都告诉我们,可能世界有无限多种。然而单单只有眼前这个是现实世界,必有一个你不能忽视的道理在里头。传统是什么?传统就是现实所从中演化而来的那个基础。它再没有命定的合法性,至少也相当于在赛跑中获胜从而与卵子结合的那粒精子。你不能不重视胜利者。

所以,我学到了八个字:怀疑一切,尊重传统。只注意前四个字,会陷入虚无;只注意后四个字,就流于庸俗。

导师如果知道我现在只记得八个字,恐怕会难过。但这八个字对我从事新闻工作非常有帮助。

故事的A面:无论做什么新闻报道,无论采访什么人,基本的姿态是准备怀疑,而不是准备相信,无论你的宗旨是理性、建设性还是独立、独家、独到,概莫能外。

故事的B面,是知止而后有定。

准绳

职业生涯中被问过许多次,如何选择报道选题?

我的答案始终如一:做自己能做的、重要的、读者应该读的选题,而不是必然做读者爱看的选题。不是说要跟读者的偏好对着干,而是说读者的偏好不是新闻工作者选择做什么报道的准绳。

胡舒立常说,如果务必迎合读者口味,那办小报就好了。与同行讨论时我也说,许多人愿意根据其目标读者及其需求来塑造自己的新闻产品。我们则愿意做自己认为重要、读者应该了解的内容,做出尽可能高的质量,然后把它放到观念和产品的市场上。市场很大,各种需求都有,一定会有一部分读者接受这样的新闻产品,这就够了。

成功有很多种,别人有别人的成功,我取此一瓢饮。

1997年,我参加新华社汤姆森培训项目。两名来自英国的前辈授课。我问其中一位喜欢哪家报纸。他说独立报。我说泰晤士报那么有名,为什么不喜欢?他说,泰晤士报总是报道不重要的东西。我问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将不重要的事情装作是很重要的事情来报道。我让他举个例子,他说,黛安娜王妃车祸身亡。

真相这件事

真相是不是赤祼祼的?

很多时候是,但更多时候不是。是的不是问题,不是的才是问题,而且是更重要的问题。CPI是多少不是问题,统计局怎么得出这个CPI才是问题。

生活在当世,问题如此丰富,丰满,丰沛。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新闻工作者何其有幸。

可惜,关于真相的陈述是千人千面的;

可惜,真相是被投射到你身上的;

可惜,真相时常受制于愿望;

可惜,你看到的只是篝火在洞壁上的投影,柏拉图说,真相在别处。

求真相如盲人摸象。摸象耳为扇,摸象尾为蛇,摸象腿为柱,每摸一把都不是但也更逼近真相。如果没有愚公移山的执着,就都是虚妄。愚公移山,盲人摸象,需要一个起点,在起点需要一个假设,起点在哪里?假设是什么?

起点是新闻工作者自己,假设出自独立立场。认识你自己。你有什么价值观,就会作什么假设。新闻要独立,新闻工作者就得忠实于自己。这要求厚重如山:盲人摸象,愚公移山之前,你得独立于权势,要独立于商业利益,因为你要服务于公众。

但公众是谁?是不是大众?

公众是公众,大众是大众。满足大众的可能是但不一定是真相。独立于权势与利益,行难知易;能独立于大众,行难知难。

自新闻媒体近代出现在中国以来,民主和科学的启蒙就是其使命,今天仍然是。与这一使命相对,中国媒体有三大考验:一是面对监管环境;二是警惕利益集团的侵蚀与操纵;三是与民粹倾向保持距离。

技术使我们今天面对全新的媒体可能。专业新闻机构生产的高质量原创内容,通过纸面的、电脑的、移动端的所有新渠道通达给读者。这是其一。其二是传播方式不再是单向的,甚至不再是双向的,而是去中心的,发散式的,野火式的,在极端情况下是煽动型的。

专业新闻机构既有机会,更有挑战。追求公信力,既要独立于权势,又独立于利益,也要独立于多数人的意见。在全媒体时代,前两点变化不大,而第三点,独立于多数人的意见,正在变得更难。

作为态度、过程和结果的新闻客观

人们常说新闻是客观的。当然是。但客观不是黑与白,是与非,不是只有客观或者不客观两种情况。客观首先是一种态度,然后是一个过程,最后才是一个结果。

新闻工作者不是从一张白纸起步,婴儿才那样。我们立于天地间,长于社会中,对正从事的调查必然有先入之见。人皆如此,岂独新闻工作者!

先入之见,回避无益,主动拥抱它。

人们总是要在不确定的情形下,根据不完整的信息,作出预测,相应决策。贝叶斯推理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它用概率及其更新来定量地表达,对这个世界的各种先入之见,在新经验/观察/数据面前,如何调整。

先入之见(prior belief)不仅仅是要被新经验/观察/数据修正的对象,更是整个过程必不可少的起点。经由一轮贝叶斯推理,先入之见修正为后验命题(posterior statement),又成为下一轮贝叶斯推理的先入之见。假设-检验过程持续不断循环往复,科学研究如此,新闻调查也如此。

其实,不同的新闻工作者之间,就同一个事件的调查,不论初始的先入之见多么不同,只要按贝叶斯方法,根据新的经验/观察/数据持续调整,认知最终会趋同,路径长短有别而已。如果先入之见合理的话,路短一些。

新闻客观,不是要求新闻工作者无先见,这既不可能也无好处,而是要求新闻调查的假设与检验过程得经得起敲打。这并不容易。形成合理的先入之见,经历合格的检验过程,比想象的要难得多,不仅是态度问题,也不只是有无利益冲突的问题,甚至缺乏经验都不过是很小一部分原因,最普遍且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人皆有之的心理和认知误区。

认知心理学、行为经济学/金融学近几十年来对此有大量研究:

人们往往过度受第一印象/在先印象的影响(anchoring);

人们经常从亲历的事件中推出过多结论(小数定律,rule of small numbers);

人们对同一问题的哪怕些微不同表达也会作出不同反应(framing);

人们倾向于筛选出那些有利于自己的或者与既有看法兼容的信息,而忽略那些相反的信息(confirmation bias);

人们放弃一个已有的看法总是比形成一个新的看法困难;

人们总是过于自信(over confidence);

……

单子很长很长,在此不赘,有兴趣者可读诺奖得主Daniel Kahneman所著Thinking, Fast&Slow, 或者行为经济学开创者之一Richard Thaler的Nudge。

对普通人来说,克服认知误区是好事但不必须。Kahneman甚至不把这些叫作误区,称作心理或认知定势。但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克服这些认知误区则是新闻这份工作的定义的一部分。新闻无学这句话很流行,但说错了。新闻有学,在于系统地寻找并有效克服这些认知定势。所谓新闻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专业就在于此。大学新闻教育与新闻媒体实战,此当为要务。

怎么克服认知误区?决策研究权威、哈佛大学教授Howard Raiffa给出了三步疗法:

第一,对各种心理和认知误区要有了解;

第二,作出判断时,要意识到自己可能陷入这些心理和认知误区。没有人天生免疫;

第三,总是要反思自己的第一反应。

这几句话,新闻工作者应时刻自省。它有用,却又没有一劳永逸这种事,只是提示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修业过程。谁说新闻这份工作容易做呢?

总结:所谓新闻要客观,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就是要认识到新闻调查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假设-检验过程,在每个环节都要致力于克服心理和认知误区。至于克服权力和商业利益的影响,与多数人保持距离,更自不待言。

对社会失衡的抗争

失衡社会常常出现系统性的扭曲:公权力滥用,企业勾结权力,媒体丧失操守,形成一个狗咬狗(dog eats dog)的循环,谁都不干净,孰为强者孰为弱者,随时易地而处,最终输出一个失衡的结果:板子打在一方,关键时刻谁离权力最远谁成为牺牲品。

狗咬狗一嘴毛,新闻工作者如何自处?

讲法律,要讲罪与非罪,有法学家在,我不多说。

讲道德,我引用两个人:

——康德的道德律令:“要只按照你能够同时愿意它也应该成为普遍规律的那个准则去行动”

——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把大家聚集到幕布之后,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走出幕布将有什么样的社会角色,然后再讨论应如何对待某一个角色。无知之幕的好处是不会因为既得利益而给出不公正的意见,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的位置,最弱势的角色因此能得到恰当的保护。

讲现实,新闻工作者不能决定生存环境,但可以决定自己对生存环境的反应。独立的新闻操守不是决定新闻报道空间大小的惟一和最重要的要素,但只有它掌握在新闻工作者自己的手中。新闻工作者不能根据沧浪之水的清浊来定行止,操守应该如一;即使只讲利害,形势越险恶,就越有必要保持职业操守。言论固当自由,掌握言论枢杻的人更有责任呵护自由。

参与狗咬狗,不可能是对狗咬狗游戏的抗争;推进法治进程,为社会建衡立范,打破狗咬狗的循环,才是配得上新闻工作者职业荣誉的选择。

调查报道须有安身之地

与美国同行聊天,他们说调查报道在美国已经死掉了。当然这是激愤之言。

调查报道受新媒体形态兴起冲击最小。调查新闻需要长时间的详尽调查,分层次不同方向的探索,多人无间合作,前方与后方的协同。一句话,调查报道需要专业新闻机构。只要一个社会对调查报道需求旺盛,则无论社会化媒体自媒体带来什么冲击,那些保持核心能力,能持续生产高质量调查报道的专业新闻机构,就可永续。

我还是天真。  

正是因为高质量的调查报道要那样来操作,所以成本太高。社会确实永远需要高质量的调查报道,但传统的新闻媒体提供调查报道,是一种介乎公益与商业行为的混合体。调查报道本身以近乎免费的方式提供给读者,利润中心在别处:地方媒体是分类广告,全国媒体是广告。这个混合模式早已瓦解。

中国的情况在所有方面都更为猛烈:对调查报道的需求极为旺盛;提供高质量调查报道的成本越来越高,特别是考虑到新闻记者的职业风险持续上升;传统混合模式的商业基础加速消融。

在中国,调查报道还面对另外一重不利。耗时耗力做出来的调查报道被广泛侵权。有的未经授权直接转载,有的甚至拿掉作者署名。侵权已经形成一条产业链,操作周密;多数大型门户网站有“洗稿”流程,系统地外包侵权行为。在中国生产内容,侵权是一门可持续的生意,而原创变成一种难以持续的努力。

多么讽刺。

中国人对调查报道的需要如此迫切,而环境却如此恶劣。调查报道在中国要有未来,归根到底得在行业变迁、监管环境与侵权行为三重夹击下,找到一条商业可持续的道路。光抱怨无用。

无需救世主急需自救

今天谈报业命运已无意义,报业将死问题只是何时死;真正重要的是专业新闻媒体的命运,新闻永存但将如何存在?

互联网普及和新媒体形态兴起,挑战专业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挑战的关键不是传统媒体怎么转型,也不是未来的专业新闻媒体如何自如运用新媒体技术建立可持续商业模式。正常社会对专业新闻报道有永恒的需求,不正常社会尤其如此。只要需求常在,或迟或早,新闻工作者能创造出商业可持续的内容生产方式。

挑战的关键在于,竞争图景彻底变了。

十年前互联网普及,那么第一步就是全国的新闻工作者彼此竞争,前互联网时代一两家报纸垄断本地市场的情况结束。第二步是全世界新闻工作者在最重要的新闻上彼此竞争,全世界最好的媒体和记者随时出现在彼此的后院。

近年社会化媒体兴起,意味着新闻业外的各行业专业人士也加入了新闻竞争。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刻,总有一些专业人士,对特定事情的了解比新闻工作者更准确及时深入。他们不是新闻工作者,但社会化媒体赋予了他们传播的权力。

新闻业从蓝海变成红海,竞争无处不在,传播只需要一个转发键,竞争会加速趋向赢家通吃,不再需要那么多专业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其中最优秀的一小部分就足以服务全国和全世界公众。

这才是根本性的挑战。新闻工作者必须反思并重建核心竞争力,与全体同行竞争,与专业人士竞争。只有一流的新闻工作者才能生存。一流只是生存的前提,平庸是通向消亡的门票。等待新闻工作者的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取决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新闻工作者。

新闻业无需救世主,极其需要自救。

在社会与政府之间

在北大与新闻系同学交流,谈到新闻与国情。我说,国情这两个字,泛指就无所不包,具有无远弗届的解释能力,也因此丧失有效的解释能力。国情在中国应作特指,特指政府。

政府是中国最大的国情。

1978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与政府是两个完全重叠的同心圆。政府即社会,社会即政府。政府管住一切,个人的工作、生活、思想,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无所不管。政府之外无社会,那就无所谓新闻专业主义,只需要宣传到位。

其后多年,政府主动自我改革而社会在政府之外获得生命力的过程,个人意识从集体意识脱离,社会急剧扩展而政府相对收缩。

近年来,社会的外圆仍在快速拓展新边界,同时政府内圆重新扩张,其速度更超过社会扩张的速度。所以,人们一方面真实感受到经济、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全球化,另一方面也同样真实感受到政府增强的力量。

这跟新闻行业有什么关系?

政府与社会的边界从无到有,从收缩到扩展,是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板块运动,在横断面造就新闻富矿。最重要新闻就在这里发生,包括经济新闻、社会新闻和时政新闻。

与我们自己切身相关,新闻媒体不是在政府与社会之外静观的第三者,而是政府-社会关系的一部分。没有政府收缩社会扩张那个阶段,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市场化媒体。新闻媒体既是政府-社会关系变迁的产物,又是变迁的放大器,其命运起伏又因此再次被放大。在这个正反馈的循环中,选择何处安身何以立命,最终界定新闻媒体的使命,也检验新闻工作者的成色。

夫子说:汝安乎?汝安则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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