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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书评之《革命年代》

主观书评,绝对主观。

高华新书≪革命年代≫,为作者近20年来论文集。国史撷英,不得不读。下为从书中摘的两节。

蒋介石为什么失败

  20世纪20年代以后,指导国民党政治行为的基本思路是 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的统治策略。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以蒋介石为核心,在中国建立具有中国传统政治色彩,高度集权的新军事强人的统治,以推行兼具历史延续性与变革性的社会发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 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落后的后发展国家,促进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对国家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进行快速积聚,因此,确立权力中枢的权威,由国家对社会实行某种程度的控制性指导,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利用传统建立权 威以积累人力与物力资源,并不能真正推动国家的现代化, 权力中枢的权威必须建立在社会变革的基础上,只有建立富有活力的政治、经济结构才能真正促进权威的确立,并有效 积累社会资源。反之,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私利,利用传统抗拒变革,拒绝容纳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忽视社会变革的全面、协调的推进,就很难获得社会成员对现有秩序的支持,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威既不能真正建立,社会的人力与物力资源也难以集中。

在蒋介石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指导下建立的国民党的制度 结构,保留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大量痕迹。首先,国民党的政治制度功能分化缓慢,权力高度集中,一切权力最后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国民党的政治体系完全排斥权力制衡关系,既 不存在党内制约,也不存在社会制约。

其次,一党专政的巨大封闭性排斥了带有根本意义的社会变革,蒋氏集团以“中国国情”为由,拒绝在农村进行土地改 革,拒绝为中产阶级提供可以影响国家政策制定 的参政渠道。 为了维持既存的社会结构的稳定,蒋介石把一切要求改革的 社会力量均视为是对自己权力的威胁,以“保卫民族传统”为 旗号,不惜诉诸武力,一一消灭,选择的是一种中国传统式 的统治方法,基本放弃了对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冲突进行调节 的和缓方式。国民党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在政治上把被统 治者有效地组织起来,因此,它的统治一直缺乏稳定的先决条件,其制度运转的动力并非来自社会各阶层对它的支持, 而是完全依赖于军事强权统治。事实证明,国民党对于社会 转型的适应是失败的,由于国民党不能把社会变迁的新要求、新内容纳入政治制度的框架,缺乏制度创新的能力,因此国民党不能提供政治制度化的过程,各种群体的要求必然超出这个过程而用其他方式表达出来,逐步形成新的社会和政治中心,最终取代国民党的统治。

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关系紧密。与国民党不能创立新组织架构相适应,国民党也不能为社会提供融合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新的价值信仰系统。作为国民党的新权威主义思想背景的新传统主义,是一种由蒋介石所倡导,力 图在保守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若干西方文化因素,以支持国民党政治实践的意识形态。新传统主义实质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翻版,国民党的既定文化方针是,把肯定儒家思想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竭力以儒家文化作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对西方文化则排斥其思想和政治上的多元主义的内容,吸取科技、军事、管理知识。一贯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资源的蒋介石,在三四十年代利用政权力量发动了新生活运动和新道统运动,试图以儒家思想为主干, 将社会上各种正在滋长的分散的价值纳入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重建民族的新价值信仰系统,最终要求社会成员认同国 民党的政治象征,服从或效忠国民党政权。但是这种文化上的努力并不能使民族性与现代性真正得以融汇。作为后发展国家,把若干传统的因素纳入制度框架之中,本是题中应有 之义,经过选择和转换的传统因素,可为现代性因素提供赖以发育、成长的土壤;同时,体现了历史继承性的社会变革 又可减轻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的文化脱序和社会震荡。但对传 统的借助必须有一个质的规定的限度,一旦越过某种界限,大量传统中的消极因素就可能对现代性因素构成阻滞,最终吞噬现代性因素。蒋介石的新传统主义作为三四十年代中国 民族危机和国内政局长期动荡在文化上的反映,它表达了统治阶级和与传统社会相联系的、要求维护固有价值的那些社会力量在文化上的意愿,具有强烈的排斥现代性的取向。被 国民党称为民族传统、民族精神集中体现的“礼义廉耻”、“四维八德”之类,完全排斥了现代文明的概念,不仅无法构成民族的新价值信仰系统,反而成了国民党抵御文化自主性发 展的政治符号。当蒋介石用传统眼光看待社会变迁时,也只 能得出“今不如昔”、“道德沦丧”、“立国精神丧失”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新传统主义对吸取现代文明所抱持的态度是极端保守的,国民党不是把社会变迁看成是自觉的目标,积极予以促成,而是出于维持现状的需要,欢迎接受现代文明中的物质部分,其着眼点完全基于强化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由于固守传统,拒绝了全面的社会改革,新传统主义融合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努力必然遭到失败,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 态就只能成为口号和说教,根本不能成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 心。国民党集权政治结构的僵硬、保守,决定了它难以整合 社会转型中产生的各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官方的意识形态也不能把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价值纳入其主要象征,并植入制度框架;这样,1928年后建立的政治制度就无法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认同,最终使国民党不能完成重建政治共同体的任务。独立自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高度 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才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真正建成。

知识分子与毛泽东的革命

    极左思想是有一套内在逻辑的,它以“不断革命”,“阶级斗争”,“为全世界三分之二人民的解放”等宏大词语和未来光明 的远景直指左翼知识分子的灵魂,将他们拉上“烈火战车”, 一路风驰电掣,又将无数的左派甩下,被抛甩下来的人,并非就是异类,只是随着革命向更高阶段发展,在“左”的显微 镜的放大下,他们的“左”已演幻成了“右”。到了 60 年代中期, 过去的“革命文化”也整体成了“旧文化”,统统都在扫荡之列。

“旧文化”的载体就是那些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是来自延安还 是来自重庆,把他们打下去,都是“文化革命”的题中应有之 意。于是在这张名单上又不断加上一长串新的名字:巴人 (王任叔)、孟超、夏衍、田汉、阳翰笙、邵筌麟、齐燕铭、 林默涵、刘伯羽、邓拓、吴晗、廖沫沙、老舍、李达、翦伯 赞、陆定一、姚溱、许立群、蒋南翔、陆平、江隆基等等, 他们中的不少人本来就是党的高级官员,是“反胡风”、“反丁、 陈”、“反右”运动中的“大左派”或各单位“反右”的主事者,但最终还是给“烈火战车”抛甩出来。

196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判周扬,称其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 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的首领”和“修正主义文艺的祖师爷”,这 位“大左派”最后还是被归入到胡风、丁玲一类,被“无产阶级的铁扫帚”一下扫入到了“历史的垃圾堆”。这一次他们不仅是 思想和灵魂遭到鞭打,身体也被“踏上了一只脚”,许多人甚 至还丢失了性命。他们的罪名也和丁玲差 不多,不是“叛徒”, 就是“特务”,或者是“反革命”,再不就是“反革命两面派”(这 是1968年姚文元给周扬的“定性”,姚文元的那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经最高领袖修改过),这也和 30年代斯大 林整肃苏联知识界著名人士的罪名差不多。

极左文化发展到这个阶段,就完全演变成文化“废墟主义”: 除了满世界的“红宝书”,再加上“八个革命样板戏”,以及作为象征的马恩列斯、鲁迅,一切中外文化都在禁止之列,而 当全国各地纷纷举办有数万或十多万群众参加的对领袖的 “敬颂”活动时,所谓革命文学或革命文艺也就到了寿终正寝 的地步,只落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中国的极左文化 比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还要专横,斯大林还保留了俄罗斯 18、 19世纪的文化传统和典籍,还给予知识分子一个“人类灵魂 工程师”的称号,希望他们用他的“伟大理想”去改造人民的思 想,中国的极左文化则更自大、更狂热,不仅对知识分子一 概不信任,更要在一片“旧文化”的废墟上建立“无产阶级新文 化”的宫殿,最后除了“领袖崇拜”的形式主义,在文化上什么 也没有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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